谁在操控药价:一片药从12.5元降至0.62元,医保医院药企拉锯战

2019-11-12 14:49:45    东方头条

划重点:1药价是悬在国人心口的一根刺,时而触动全民神经。医改20年来,患者、医保、医院、药企围绕药价展开拉锯战。2带量采购是为了让国人以低廉价格用上质量更高的药品,如果这一步迈不过去,就别想中国医药创新和净化医疗环境的问题了。3仿制药中小企业将迎来一大波兼并重组或破产。据预测,到2022年左右至少会减少1000家医药企业。4曾经,降价药因没有人用而退出市场,就在于医院有充分动力使用高价药。这次政府试图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,保证医院和医生收入。5围剿虚高药价多年的各方心知肚明:中国药品的定价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,而是一个权衡各方利益平衡的艺术问题。

图/视觉中国

文 |《财经》记者 辛颖 特约作者 贺涛

编辑 | 王小

本文为《财经》与腾讯新闻独家合作稿件,谢绝转载

一粒药的合理价格困扰中国医改20年。

患者、医保、医院、药企围绕药价展开的拉锯战,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医改历程。在2019年,每一方都似乎有所不同。

据《财经》记者了解,11月11日,医保目录高价药准入最终谈判即将开始。进入医保目录意味着成倍的市场增量,国家医保局希望借此换取企业降价,成败皆在接下来三天的谈判之中。

抗癌药阿帕替尼2017年经谈判进医保目录时,降价约37%,销售额则在201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77%。

与医保目录紧扣的,是国家医保局主导的全国带量采购招标,这更是一场刀砍斧削式的议价。这一招标率先于2018年在“4+7”共11个城市试点启动,25个品种的中标价格平均降幅52%,最大降幅达到96%。2019年9月进行的第二轮招标,进一步降价,如降血脂药阿托伐他汀钙降价78%,最低每片仅0.12元。

以量换价,一手砍去药价中的“水分”,一手监控医院的用量,这也是国家医保局自2018年成立后,受到非议最多的一项举措。

制药业沉不住气了。2019年3月,有行业协会提交给全国“两会”代表、委员的建议书指出,带量采购是医保主管部门的越权之举,对产业发展缺乏了解、对产品成本底线不清楚,过度依靠权力,导致对整个医药行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。继而5月,14省医药行业协会联合请求国家医保局,审慎推进。

一项由政府部门主导、尚处于试点阶段的政策招致如此反弹,实属罕见。而此次试水之举,起点颇高,是在中央深改组直接领导下出台政策。

一位深度参与试点工作的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称,遭遇多方压力,早有预判。国家带量采购的初衷,是为了让国人以比较低廉的价格,用上质量更高的药品。如果这一步迈不过去,就别想中国医药创新和净化医疗环境的问题了。

直至第二轮招标结束,药企恍然发现,首轮竞价还算“温和”,第二轮直接击穿了企业自我设定的药价底线,虽然此前业界就宣称已经是“亏本价”了。

“如果做个趋势判断,这一次政府强力介入是对的,否则,很难达到现在的效果。”在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毛宗福看来,第一步没有政府介入的话,很难推进改革。

无论是哪一方,找到25种药品的合理价格都不是其最终目的,彼此试探、博弈的仍是药价形成机制,是在中国医药卫生总支出费用中,能否为己方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空间。

医保强势出击

手握百姓医药卫生支出的“钱袋子”,国家医保局在选择把钱给谁。

降药价,患者肯定得实惠。一位30岁的成都乙肝患者,长期服用一线乙肝用药恩替卡韦。一天一片正大天晴生产的恩替卡韦花费12.5元,一年吃下来约4500元。这位乙肝患者参保的新农合医疗保险,不能报销此药,他感觉负担有点重。

在首轮带量采购招标中,正大天晴入围,代价是一片恩替卡韦仅售0.62元,一个月的药量,花费不到20元,一年下来不到240元,这让该患者着实惊喜。

留给竞争对手的是无比大的压力。恩替卡韦的原研药生产者是跨国药企施贵宝,每片(0.5mg)价格是30元,施贵宝也参与了带量采购的招标,却未能中标。如今两者的价格差距近50倍,为了不被对手甩出去,在辽宁省的省级采购中,施贵宝主动将每片降至20元。

过去20年,医保作为中国医药市场单一最大埋单方,决定了国内60%-70%的医药市场。但医保只管收钱和支出,不负责药品采购、谈判,没有议价能力。

可在国内一粒药的价格,不仅含有林林总总的成本、利润,还有巨大的寻租回扣。在2001年-2015年,药品仍采取定价管理期间,国家发改委32次降价,然而并未撼动药价。医保基金大量的支出在扭曲的价格体系中被浪费掉了。

这次政府决定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推一把。国家医保局2018年5月31日挂牌,随即祭出两招——抗癌药国家谈判,组织“4+7”全国带量采购。意在以量换低价、驱逐低效药换高质量的药。

“强力的政府干预,目的是把市场竞争的格局建立起来,让生产企业有一定的竞争性,这样才能够压低价格。”国家卫健委发展研究中心药物政策研究室主任傅鸿鹏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为划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,全国带量采购由医保局主导,跨省医院组成采购联盟,委托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作为中间平台,执行招标采购。企业则自由竞价。

全国带量采购试点选出25个药品,是临床用量大、医保基金占比大,以慢性病为主。每一个品种,中选企业1家-3家。对中选企业不超过2家(含)的,采购周期原则上为1年;中选企业为3家的品种,本轮采购周期原则上为2年,并且每省只能由一家中标企业供货。

带量采购来的太快了,“不仅降药价幅度超出行业预期,政策落地、推广的速度更是超预期。”温莎资本投资总监魏新元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以量换价本是国际通行做法,不少国家的支付方都会用此法做药品价格谈判和采购。一位美国医药基金合伙人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在美国,三大分销巨头控制着90%仿制药的购买市场,具有超级定价权,强大而独立的买方市场决定了美国仿制药的低药价。

国家医保局为配合整体计划,在2019年8月推出医保目录调整方案,新增148个品种,剔除150个品种。新增癌症、罕见病等用药,而一些临床价值不高、滥用明显、有更好替代的药品,被踢出去了。进入医保目录,是药品被纳入医保付费篮子的第一步。之后,给这些药品制定医保支付标准,以此来调控价格和用量。

在过去的一年,国家医保局言出必行。今年4月,交出第一份答卷:在带量采购全面启动的第14天,11个试点城市采购药品总量,已达到约定的27.31%。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公开称,目前带量采购药品的使用量已经超出预期。而且医保的预付、医院使用,以及缩短回款周期等对企业的承诺也基本落实。

在对药价施压的同时,为降低企业资金负担,各地医保预付医疗机构30%以上的采购金额,并督促医疗机构与企业及时结算。

一位地方医保局负责人向《财经》记者坦言,各地医保基金结余情况不同,完成带量采购约定的预付款任务没有问题,但25个品种之外的药品,想让医院能够及时回款给药企,难度很大。

地方差距在11个试点城市有所体现。天津约定,医院收到医保预付款5个工作日内,付款给经销商,经销商3个工作日付款给药企。深圳规定,医院收货后,配送企业5日内提交发票,医院确认发票30日内支付全部药品交易款。

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此举确实非常有效的挤出了药价水分,同时也是行政成本非常高的一项方案,各地执行都由省、市政府直接发文,国家医保局要借调人手,加班都是常态。

也有业内人士提出,这样的降价机制能否复制,并长效运转,仍有待验证考察。

预计到来自各方的压力,国家医保局十分谨慎,多方征集对地方医保支付能力、医院用药情况等专家和业界的声音。最终,在2019年第二轮招标中未扩增药品品种,不过,范围扩至25个省(市),且由原来一个品种只能1家,扩到可以有1家-3家中标。

“这个采购模式即便推向全国,也仍是试点,而对25个药品价格的探底,更明确的意义在于对医保支付标准制定的参考,以此为杠杆发挥医保支付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,并形成对药价的长效影响机制。”史录文说。

药企的转身

并非所有企业,都轻易接受这轮强势的降价采购。直到确定医保不会再为仿制药付更多的钱,很多观望中的药企才下决心转变。

在首轮招标31个品种中,仅25个议价成功,有6个流标,皆因议价高于市场价,而维持产品价格区间的原研药企业大多被拒之门外。

在“4+7”第二轮招标中,有三家企业直接没有到场,即使它们曾经为了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而花费不菲。

游戏规则是仿制药必须通过一致性评价,才能拿到招标门票。一致性评价,即药品经国家药监局审核,其质量与效果与原研药一致。这也是国家医保局敢为全国人购买如此价廉药品的基础。

在北京的一次一致性评价培训讨论会上,一家药企人员诉苦,对一个药品投入一致性评价的成本高,且难做。即使下血本砸几个品种做一致性评价,也难以保证一个中标。

一致性评价过程主要有两种方法:在实验室完成制剂体外溶出,在临床完成生物等效性试验(BE试验)。一位北京药企的质量总监对《财经》记者介绍,仅制剂体外溶出实验,最短也要六个月。一个品种做一轮实验的价格在500万-1000万元,且价格一直在涨。

著名的“药品加成”政策在2006年落地,国家发改委明确规定,医院可在药品采购价上加价,最高不超过15%。这意味着药价越高,医院加成收入越高,医生的药品回扣是同一道理。直到2015年取消“药品加成”,医院药房的明账收入取消,然而医生的回扣却没能消失。

这一方面因医生收入不高,另一方面受药企急于让药品进医院推动。上到药品招标采购官员,下到医院科室主任,被牢牢地拴在这条利益链中。

因药品回扣而被法律制裁的案例不在少数,据《财经》记者不完全统计,2018年落马的医院院长就有59人,无一例外涉入采购回扣。

国家医保局的思路一是让中标药品顺利进医院,企业没必要付回扣。二是促进提高医院的医事服务费。三是将医保采购结余款项留给医院,适当补偿医院。

灰色收入被斩断,医生不愿意开中标药品。“带量采购开始两个月,中标品种用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两成,可替代的非中标品种用量都增加了。”一位公立三甲医院的药剂科工作人员向《财经》记者介绍。

“我们在用穷举式的方式堵住每一个产生高价药的口子,但是总会有新的对策出来,如果不解决医院医生对药品回扣的需求,建立医院通过降低成本获取患者的良性循环机制,那以计划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调控政策,都难是长久之计。”中国社科院特约评论员贺滨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“4+7”方案设计者其实也预估到这类情况,将中选药品使用情况纳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。

医保局还给各医院下发了中标品种的可替代药品目录,请医院监测实际用药情况。医院内部做了沟通后,中标药品的用量才开始回升。有一部分医院为了完成任务指标,会先暂停原研药,最快半年就完成一年的招标采购任务。

在顶层设计中,也尝试弥补医务工作人员的收入。按“4+7”试点方案设计,通过招标采购节省下的钱,留给医院用于内部再分配,比如薪酬制度、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等。

同时,配合医事服务费提升,医保局提高了医院医事服务费的支出和报销比例。比如,2018年北京医院的普通床位费从28元调整为50元,二级护理从7元调整为26元,阑尾切除术从234元调整为560元等。

虽然政府试图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,保证医院和医生收入,但实际上,提升的医疗服务费用和来自财政的补贴,远远不足以弥补医院销售药品的利润,且25个中标药品之外的数万品种,还在靠回扣拉拢医生。

国家医保局也希望了解带量采购的真实效果。一位国家医保局官员对《财经》记者透露,将由第三方来进行评估、总结试点成果。

然则,围剿虚高药价多年的各方心知肚明:久治不愈的药价虚高,是医药卫生的系统性问题,是果,不是因。

“中国药品的定价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,而是一个权衡各方利益平衡的艺术问题。”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陈昊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在这场药价持久战中,每一方都顶着巨大的压力。

(本文首刊于2019年11月11日出版的《财经》杂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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